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首先,游牧民族的政权有两种形式:在北方与西北生活的是纯游牧民族,他们生存于汉地之外,定期贸易,需要朝贡,还经常进行劫掠;另一种位于东北,他们有双重性,把游牧军队和汉人的官僚机构结合起来,并向农民征税。前者以匈奴为例,汉朝统治的多数时期,他们控制着中原以北地区;后者以拓跋鲜卑为代表,其所建立的北魏在5世纪重新统一了黄河流域。

  当汉朝崩溃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行为表明,在向中国内部定居与在汉朝军队服役的过程中他们与汉帝国间产生了一种共生关系。与其说这些游牧族群试图征服新领地或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王朝,不如说他们首先要在军阀中寻找新的保护人。后来的曹魏与西晋继续向游牧部落的首领提供报酬与贸易权,来换取游牧民族的军事支持,游牧民族的骑兵对于中原王朝的军队至关重要。然而,随着西晋在八王之乱中瓦解,这种资助不复存在,游牧族群的首领不得不寻找新的权势去仰仗。

  最早进行尝试的是匈奴的首领刘渊(304—310年在位),他曾在西晋做过质子,深受汉文化影响。他试图为自己的前赵(或称汉赵)王朝建立汉式的文官体制。事实上,由于他的家族曾被汉朝皇室收养,他甚至声称要复兴大汉王朝。然而,这样做只能让他和他的儿子们与部落里的族人疏远起来,这些族人仍是真正的权力基础,从未在汉人那里获得过支持,也因此,汉人仍然将刘渊视为胡人领袖。

  第二个领袖是石勒,他早年曾是刘渊手下的将军,石勒通过采取大规模劫掠汉人的政策来直接获取财富。这种部落传统以及对战利品的分赏吸引了很多人,他们从刘渊那里叛逃过来。公元319年,石勒宣称自己的后赵王朝成立,329年,他摧毁了对手最后的残军。然而他们对中国北方的征服使得战争的机会减少,王朝获得的战利品也因此越来越少。招募汉人官员的尝试同样不太成功。石勒的儿子兼继位者石虎,通过掠夺乡村与任用外族官僚来维系国家,但是在石虎死后,即公元349年,政权被冉闵推翻。冉闵是石虎的汉族养子,他在首都邺城领导了对胡人的大屠杀。前秦曾短暂地统一了中国北方,它的整个发展模式也与此类似,即通过军事上取得的战绩来吸引同盟,但这之后没能建立起一个日常的官僚管理机制,所以在战场上受到重创之后很快就覆灭了。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游牧政权需要建起一个文官体系,能执行日常行政事务,并从牧民那里征收固定的赋税。在东北地区,国家发展逐渐开始采用匈奴模式,以贸易为基础,向中华帝国朝贡,并对其他地区进行掠夺。东北地区有农耕者在此定居,有草原牧民,还有住在森林里的居民,他们将打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与农业发展相结合。这种多样的经济基础,随着居民与定居到这一地区的汉人接触的加深,促进了融合着游牧族群骑兵与农业社会官僚行政体系的国家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东北设立了郡,但这仍是远离中国经济与人口中心的边疆地区,因此也远离了在这些中心地区发生的战争。当汉帝国分崩离析之时,这一地区被军阀公孙氏占据,一度享有和平与稳定,因此很多汉族人由华北平原逃难至此。

  东北地区的部落被称为鲜卑族,其中包含很多独立的民族部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其中最为成功的一支是慕容鲜卑,他们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帮助了曹魏王朝来消灭公孙氏军阀。在公元281年,晋朝授予慕容鲜卑统治者“单于”这一匈奴首领的传统头衔,这既显示出这一头衔仍留有余威,也显示出慕容鲜卑一族愈发的重要。慕容鲜卑的第一位单于首次让他的儿子们接受了汉族文化教育,并且采纳汉族的风俗,但与同时代的匈奴刘氏家族不同,他和他的子孙都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汉化的朝廷。相反,他们逐渐发展出一个混合制的政体,由于慕容廆(283—333年在位)进行了长达50年的统治,政权稳定,所以双方的政体也更加容易地融合到了一起。

  在慕容廆统治的头十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攻相邻的扶余王国,这一王国位于今天的中国辽东省与朝鲜。这些战争俘获了大量的俘虏,他们要么被卖与汉人为奴,要么作为佃农被安置在慕容鲜卑的统治辖区内。294年,慕容廆建立新的都城,并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鼓励耕种。他甚至向晋朝请求赏赐桑树种与蚕虫。这一系列措施落实得很好,到301年,慕容鲜卑已经能在临近的晋朝州郡受到洪涝灾害时为其提供救灾粮。粮食由汉人的行政官员前来收集,他们也是来对慕容领地内的农业发展进行监管的。

  汉族谋士也非常重要,他们来到慕容领地,通过提出建议,吸纳汉族步兵与攻城器械专家来强化慕容氏军队。这些新的军事力量使慕容鲜卑能够在302年击败曾经比他们强大的宇文鲜卑,从而获得稳定的根基,在八王之乱时,很多汉人到此避难。308年,慕容廆自封为“大单于”,但不久以后他仍接受了即将衰败的晋朝授予的头衔,这帮助他吸引来更多汉人官员。这种双重头衔体现出慕容鲜卑国家融合一切的特点。慕容鲜卑从322年开始侵吞邻近部落。这个国家同样采取了建造坞堡的策略,以保护村民免受来自中部平原的游牧部族的骚扰之苦。这一策略在338年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那一年石虎的军队入侵却遭遇惨败,也使得慕容鲜卑有机会向南与向西扩张。

  鲜卑部落像很多游牧族群一样,实行兄终弟及制,这一制度曾导致不少中国内外的胡人小国发生内讧并覆灭。为了尽可能减少继承王位引发的争议,慕容鲜卑改用汉人的子承父业制,统治者的兄弟与叔叔们则被指派为权重位高的将军或官员。这一政策试图使王朝成为整个统治家族的集体财产,并且减少(并没能完全消除)兄弟间的斗争。

  通过这样的改革,慕容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从东北一直向南,一直延伸至淮河。来此避难的汉族文人成为官府要员,而游牧部落民则组成军队的核心,这支军队中也有汉人步兵与攻城器械。从农民那里获得的税收,其作用等同于以前匈奴制国家中的贡赋和掠夺来的战利品。这给予统治者不计其数的财富,他们可以就此收买到部落追随者的支持,这些追随者作为雇佣兵或者当朝官员,依靠并依附于朝廷。对农耕的依赖使得农业发展越来越集约化,大量财富因此流入国库。337年,慕容鲜卑的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燕国,这个名称在这一地区有古老的汉文化渊源,并于353年自封为帝。

  尽管这个国家(前燕)非常短命,但至少它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357年,燕国军队一举歼灭了游牧民族敕勒族的军队。伴随着鲜卑重心的南移,敕勒部落在当时已经逐步崛起。这一胜利如此引人瞩目,以至于匈奴单于转而向慕容燕国效忠。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外族人统治的、掌握了中华帝国核心地带的王朝在边疆打败了困扰汉人统治者上百年的游民族群联盟。慕容氏不仅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有效地使用游牧骑兵以及军事技术,同时也认为是自己能理解游牧民族联盟是如何构成的以及他们的弱点在哪儿。像慕容氏这样成功的统治者会通过操纵联姻与鼓动部落内斗来把玩部落政治游戏,而且他们也比汉族政权更容易将失败的部落民融合到自己的国家中。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对草原的胜利一再出现,直到清朝最终打败了蒙古人,并将蒙古和现今新疆一带的少数民族纳入到中国境内。

  慕容鲜卑国家的扩张被苻坚阻挡,苻坚利用燕国朝廷的分裂,在370年征服了燕国。383年,苻坚南征失败,前秦就此瓦解。在此之后,慕容鲜卑的西邻拓跋鲜卑逐渐发展壮大,于396年控制了东北。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一样,在国内双措并举,即采取燕国的治国模式,并在其官僚体制中大量吸收燕国的旧官员。拓跋珪重建军事力量之后,新兴起的北魏成功地把行政运行体系与由游牧士兵所组成的军队结合起来。这些游牧士兵已经将对部落的忠诚转化为对王朝的忠诚。这种联合使拓跋鲜卑在423年攻占了洛阳,通过425年和429年的两次征战再次控制草原地区,并且于430年再度征服关中地区,此前这一地区被古老的匈奴统治家族的后裔所占据。439年,通过征服统治河西走廊的凉国,拓跋魏王朝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重新统一。

  拓跋鲜卑继承的不仅有慕容鲜卑的治国体制,同时还有他们控制草原的政策。399年,他们像慕容鲜卑一样,击败了敕勒部落,这使得一个新的草原势力——柔然兴起。拓跋氏有着关于草原生存的知识,使得北魏朝廷能够了解他们对手的弱点,这在关于是否进攻柔然的一次朝廷辩论中就可以看出:

  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

  遵循这些方针,拓跋魏的每一代君主都至少要发动一次对柔然的大规模进攻,每次都夺取了大量民众与牲畜,柔然需要花数十年的时间来恢复。这些民众与牲畜为北魏边疆沿线的卫戍部队提供了补给。这种政策执行了一个世纪,使柔然处于相对弱小与分裂的状态,直到北魏在492年发动了最后一次对柔然的战争。只有在迁都洛阳,边疆部队被北魏朝廷渐渐疏远之后,柔然才再一次发展壮大,成为重大的威胁。

  尽管如此,纵贯整个南北朝时期,没有一个游牧民族国家能够复制匈奴的成功,即通过夺取中原地区的财富为建立草原帝国打下基础。直到589年隋朝再度统一中华时,突厥控制着北部与西部地区,他们效仿匈奴的发展模式,并要求中华帝国交纳一定钱财,以此来建立和平关系,并获得军队人马的支持。之后的唐朝皇室源自中国西北的部族,有些军事策略与军事实践和与之通婚的草原游牧民族非常相似。最初,如同北魏王朝一样,唐朝统治者也善于利用游牧民族国家的组织弱点。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成功打破突厥联邦,并在630年和647年的两次大规模战役中击败了他们,由此被尊称为天可汗,同时统治中国与突厥。然而,这一成功并没持续很久,他的后继者们很快就失去了对突厥的控制。突厥又恢复到他们原来的模式中,一会儿发动战争,一会儿要求纳贡。

  与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发展的关系,对中华帝国体制的本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秦汉帝国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能自觉地超越战国时期形成的地方地缘与风俗,并高出一筹。国家的特征是:对神圣的统治者(“天子”)产生个人崇拜;在帝国政令之下,建立了一个人造都城,将天子当作国家的中心;使用一种在经典文献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日常对话的正规书面语言;官员要离开自己的家族与社群去为皇上效力。早期帝国体系的空间范围被汉文化的范围所界定。这种在文化上叠加政治的行为,因同时代北方匈奴帝国的出现而被强化,从而创造出一个两极世界,分成被汉人国家统治的“文明”的农业民族与被单于统治的“野蛮”的游牧人。

  游牧族群向中国内地大规模地迁徙与定居,他们被征募为兵或在朝廷做官,匈奴帝国瓦解之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政治划分不再那么清晰。这就产生了一个更广阔、容纳万物的世界秩序,过去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生态也能融合在一起。唐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认为自己是汉族的皇帝与突厥的可汗的合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更宽泛地说,在唐朝的第一个世纪里,大约170万外国人成为唐朝臣民。这些日本人、朝鲜人、粟特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官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常被授予最高的军事职位与文官职位。

  但是,权力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游牧民族的首领在一个帝国内统治汉人与胡人。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北魏,并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尽管数个世纪以来,都有一些文人认为汉人不应当为“野蛮人”的统治者服务,事实上,大部分汉族精英愿意臣服于任何征服者,只要他们能建立起像样的都城,举行祭天仪式,支持国家正统经典研究,并且提供官职与俸禄。虽然有时这种投机主义会受到批判,但这种行为接受了建立更普遍帝国的真正内涵,也通过一个统治者是否能将边缘地区的民族纳入其疆域来判断他的合法性。

  通过这种方式,北魏和其后的游牧民族王朝迈进一步,超越了地域局限与对地方的忠诚,而此前正是因为这种超脱才能从纷乱的战国割据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以后的观念主张对汉族及其文化保持绝对的忠诚,这标志着帝国模式向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的转变。“征服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角色及其在帝国模式内的合法性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很多日本学者研究的话题。尽管这些研究有值得商榷的政治目的,因为它们试图证明日本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但它仍说明了一点,即所有的中国王朝都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从东汉起,外族军队及其文化便成为这种力量的基础,并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华”帝国从来就不完全是“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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