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土地

  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朝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特别是在北方,人们对国有土地有一种特有的依赖。早期的秦汉帝国留下大量土地在自耕农手中,他们向国家交税并服役。其次就是国家拥有土地,由奴隶或佃农耕种,以提供财富来支付当地政府的开支。然而,汉朝时出现的地主所有制已经在挑战这个体制,汉朝灭亡之后的内战又迫使更多农民寻求强大部族的庇护,即在他们的土地上做佃农。这些地产变成经济和军事周转中心,这些地主既可以给中央政府提供潜在的支持,也可以对其造成威胁。

  从3世纪开始,没有哪个政府能够挑战这些拥有土地的豪强。相反,三国时期所有统治者都效仿他们,把废弃的土地分配给避难者,避难者通过交税和服兵役等来换取政府的保护。汉朝就建立起农业殖民地,以发展边境地区,巩固国防。在曹魏时期,政府赠予的土地则是采取内部迁徙的方式经营。

  公元196年曹操在许都附近屯田,这是关于屯田最早的记载。黄巾起义时有很多被征用的土地和被逃难农民抛弃的荒地,这些都被赏给了投降的叛乱者和避难者。在战乱中,成为屯田客的前景很乐观,因此进行的都是自愿选择。但是随着这一制度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扩张,直到覆盖曹魏所有的郡县时,需要通过征召才能招到去这些荒地的人,有时人们也会逃跑。民屯的管理有别于军屯和常规的地方政府。政府对屯田进行了物理隔离,常规的管辖区域内会划分出一片田地,另由不同的机构管理,或者干脆一整片辖区都改为民屯。负责屯田的主要官员与县令地位相似,因为俸禄差不多,而且当屯田被废止后,典农官自动变为郡县官员。

  屯田客最初向政府租借耕牛的时候要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后来逐渐转变为分成制(收成与国家分成),如果屯田客自己有牛的话只要交出50%的收成,如果是向政府租借牛的话就上交60%的收成。这些租税很可能比得上地主对佃户的租税了。除了提供耕牛以外,政府改进了某些地方的灌溉系统,并引进新的农业技术,使其更适合屯田,因为政府对一切劳动进行密切监督。交租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义务。

  军屯晚于民屯出现,主要为曹魏南征供应军粮。记录最详细的就是淮河河谷一带的屯田,主要是为了向执戈对吴的军队提供粮草。公元223年设度支尚书分管税收,同时也负责屯田。军屯被分割成整齐的营地,60人为一营,一边戍守郊外一边屯田。佃农是主要劳动力,所要交纳的租税和民屯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人除了要交粮外还需要服兵役,而民屯则不用。每个士兵得到3英亩土地,交租后,有足够的盈余来养活一个小的三人家庭。这些“军户”是世袭的魏军人中最重要的成分。

  曹魏政权也有管理农业人口的常规行政机构。曹魏取消了汉朝的人头税,也取消了按田亩预期收成向各户征收的粮食税,只按户收取布税,以及按亩征收土地税。这些转变使征税所需信息量减小,也反映出了国家在进行充分的人口普查方面和评估土地质量方面的能力不足。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很可能是因为屯田为国家收入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我们有限的文字材料显示,军屯最初能提供足够的军粮,它们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也支持这个结论。然而,公元264年,司马氏灭魏之前,颁布了一条法令,废除了管理农业屯田的官位,“以均政役”,这样就把屯田客视为和其他农民一样。有几点原因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自从220年曹魏建立以后,曹氏统治者为了获得高官的支持,允许他们租借耕牛,并让他们管理农业屯田。这些官员有权雇佣佃户,并安排他们从事商业活动。这些权利的合法化,驱使这些官员霸占田地和佃户为己用,屯田逐渐变成官员的个人地产。

  另一个废除屯田的原因是,公元263年征服蜀国后,不再急需屯田。民屯的废除标志着政府回归更传统的管理形式。对付孙吴的军屯仍然继续运作。农屯的废除让那些司马氏扶持起来的世家大族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能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势力,好正式取代曹氏。

  280年西晋重新统一中国,它虽然是短命的王朝,但是重建了国家的土地政策。从现存的资料里找不到政策的细节,也找不到施政的具体力度。不管怎样,八王之乱以及后来朝廷的南迁使西晋本已经有限的权力又大大缩水。虽然名义上,东晋限制了大地主家中佃户和荫客的数量,尽管统治者想要通过“土断”使人口登记和土地持有合理化,建康政权并没有自己的土地,也缺少控制其他土地所有者的权力。

  尽管自汉朝就主张(公元336年晋朝再次颁令重申)所有非农业用地——山林沼泽——归国家所有,自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依然无视法令,在山脚下和刚被抽干的沼泽低地建造自己的别墅和园林。少数试图禁止占山护泽的法令都是无效的,虽然国家偶尔为了开发山泽资源而实施屯田,但大部分田地都流入少数几个门阀大族手中。灌溉和排水系统对于南方的开发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方面世家大族也比国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惊人的是,没有出现限制农田积累的法令。南方政府试图在他们的北方边界实行军屯,总体上来说没有成功。实行民屯的主张要么没能实施,要么被地方官员当作为自己敛财的渠道。南方有一部分国有土地被发展成了“营田”,可以支付朝廷难以支付的部分官员的俸禄。由于这项政策对于大族而言非常有利,所以毫无意外获得了成功。但是到了梁朝,即便是这些土地也被门阀大族占有了。

  国有土地在南方扮演了一种次要的角色,它们在北方却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所有非汉族统治的朝代,除了慕容部落建立的燕国,都强制数以万计的人们定居在他们都城周围,从事畜牧养殖和农业活动,以此来供养国家和军队。这与曹魏时期在许都建立民屯的政策几乎没有差别,但历史上有关这些实践活动的资料几乎为零。

  唯一不缺乏细节的是,北魏强制性地把定居居民转变为“僧祗户”(他们服从于佛教寺院的管理)。公元469年,沙门统昙曜奏请“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这个建议被批准了,《魏书》写道:这些连同“佛图户”一起的制度使得各个寺院有了世代农奴,并很快在各州镇、各个军事驻地实行开来。476年昙曜再次上奏请求“凉州(今甘肃)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祗户”。

  昙曜所提到的地方易于生长抗旱的粟米,表明这些田地通常选在干燥或更边远的地带,刚刚被开垦出来用作农业耕地。六十斛的数字表明约有一半的收成要作为租税上交。其他资料表明:佛寺和国家向佃户提供耕牛,这和早期国有土地的管理模式类似。寺院也会提供农具并协助灌溉。一般是在对土地进行调查和评估之后才实行这样的屯田。

  “僧祗户”的实行类似于早期的民屯,由于和佛教有关,所以政策会有所调整。寺院荫附民依附于寺院,由犯了罪被判服苦役或死缓的劳动者和奴隶组成,这种制度体现了一种新式的赦免,即通过佛教的教化来拯救那些失足的人。

  粟米被专门当作救灾粮,这说明朝廷愿意践行佛教所强调的慈善之举,也借此将政府的传统职能转嫁到佛门。如同赠予土地或财产等其他形式,这些“僧祗户”很可能会成为寺院永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依附于寺院内律,代表了一种新的所有权,随着佛教的兴起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

  北方国有土地的主要制度是均田制。公元486年,北魏孝文帝采用了在晋朝体制基础上的修订版本。为了加强皇权,国有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分给农民,农民需要交纳赋税和服劳役。经过不断修订完善,这一政策在随后的北齐和北周继续沿用,一直用到唐代。它规定了每一户已婚夫妻在其劳动能力或者说是纳税能力的基础上,都可以获得政府授田。土地依旧归国家所有,当夫妻不能再交税或提供劳役服务时,土地再归还给政府。

  如果一户有不止一个成年男子,从理论上来说,授田会翻倍。有奴隶的家庭,每个成年男奴隶也会分到一块土地。西北地区和其他地区不同,土地也分配用于畜牧。在有些地方,土地会休耕一年以提高以后的地力,故从理论上讲,授田一般按照休耕的频率加一倍或者两倍。用于制造丝绸并交纳赋税的桑田可作为世业田,终身不还,还可以世袭。由于这样的土地在有产出以前需要几十年的培育,因此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理论上,家庭的土地拥有量在总数上是有限制的。

  因为均田制的目的是将尽可能多的无主荒地用于耕种,所以最初的授田数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地方耕地稀缺,大多数家庭只分到远少于法定数额的土地。法律也试图限制官员和世家大族兼并土地,但是这样的限制和汉代的措施一样,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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