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与北朝的家庭结构区别

  南朝与北朝的家庭结构也有所区别。首先,妇女在家务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6世纪时的学者颜之推提到:

  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

  颜之推这是在告诉大家,相对于邺城妇女在公共场合所扮演的角色,她们在家庭中是怎样的角色。北方的妇女要比南方的妇女更强大,她们不会为了装门面就亏待自己或孩子。由于官员的外表决定其“面子”,颜之推因此认为,南方与北方不同,政府职业的需要要放在家庭需要之前。北方女人更关心的是家务,她们高超的布艺技巧,从缝补寻常衣服到刺绣,都可以体现这一点。

  另一个南北形成对比的是作为社会标识的语言的使用,颜之推认为: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本段分析了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两方面的原因。潮湿温和的南方气候使其语言像清澈的液体,音调很高、清晰可见。北方的发音纯朴简洁,但没能体现出北方的泥土质感和起伏不平的地貌特点。但也是因为这一点,北方人更直率诚实,南方人虽有教养,但稍显肤浅。

  接下来,颜之推基于阶级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南北方语言存在差异,原因不在环境,而是因为历史发展不同。南方的移民精英,包含大量汉朝统治阶层遗老,他们有最好的发音,而平民讲当地吴语,发音最差。精英们在语言方面的保守性加大了发音上的阶级差别。再加上,北方这一时期的精英都是没有跟随朝廷南迁的当地世家,因为他们的社会等级要低于南迁移民,又经常和他们的佃户交流,所以他们的发音没有朝廷显贵那么好,倒是与附近的农民更为相似。但是,北方中心地带的各种语言,相对于南方而言,仍更多地保留了经典的汉语元素。

  从这一点来看,颜之推认为北方的世家大族相比其南方的同类而言,与手下所统治的人更接近,而不是与南方的大族们更接近。移民南迁,建立新的王朝,与原地稳坐的北方精英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北方精英与一个个短命的、非汉族人统治的朝廷缺乏联系,而南迁的精英则在亲戚结构以及与当地乡村社会的联系方面与北方大不相同。南迁家族到来的时候,本地原有的世家大族已经掌握了所有开发好的土地。新来者要想建立起大规模的庄园,只好把土地扩展到城市边缘未经开发的丘陵和沼泽地带。他们需要依靠当地的农民劳动力,但和他们在生活习惯和语言上有很大不同,要么就是依靠当地的越族人,但和他们的文化差异更大。

  当这些雄心勃勃的南方大族来到都城,想在朝中任职,他们经常会与留在乡村的那些不太成功的亲戚摆脱干系,有时表兄弟甚至会在朝中争夺同一个官职。公元5世纪到6世纪,随着城市经济不断货币化,很多世家大族日渐衰落,他们在乡村的地盘也有所缩减。新的就业机会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这些发展使南方家族的结构变得更为松散,不仅是亲戚之间不再那么紧密,他们与周围村民的关系也变得淡化。

  相反,北方混乱的政治局势促使乡村中的亲戚之间保持紧密关系,通过建立当地自卫组织,整个村庄也更紧密围绕在显赫的家族周围。安全依靠社会凝聚力,经济则趋向于自给自足。曾经几十年里,朝廷都没能吸引野心勃勃的人离开乡村。乡村社会的特点就是同姓家族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亲属关系,他们成为更紧凑的乡村社会的核心角色。

  现存的文献中有针对这一发展的各种零散记录,都显示出南北方之间显著的差别。比如有一些作者注意到北方更重视忠诚度和大家族族群之间的协作。比如说到那些同姓家族时:“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

  在北方,集体的道德观念使每个人都有义务把同姓人当作近亲并提供帮助。而在南方,同姓并不能代表什么,王导和王敦的例子就让人吃惊,这对兄弟共谋杀死了一个北方来投奔他们的同族,不久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又打起来了。在其他一些显赫的家族,比如谢氏,家族内也有这样脆弱的关系。相比之下,北方的大族时常会倾尽所有财物去帮助同姓的远亲,甚至是姻亲。

  《二十四史》里的故事也说明北方人不仅仅坚持帮助远亲,在自己的宅邸中也保持成员间的密切联系,并共享财产。北方登记户籍的时候经常会十几户人家都注册在同一个家族之下。从另一方面来说,南方的家族倾向于分财产,所以宅子也都会各自分出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裴植家的故事,他开始是为南齐效劳,后来又去了北魏。他的母亲皈依佛门为奴,后来被儿子赎回来,成为尼姑,最后回家了。故事还在继续:“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

  独立炊具和各起炉灶很显然成为人们对南方人的刻板印象。宋朝(960—1279)的《太平广记》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北魏一个官员前往南陈,他用一首诗回应了南方人的嘲笑,这首诗描写了南方人即使共用一口锅,也会各自煮饭;即使共用一只煎锅,也会自己烧自己的那条鱼吃。因此,即使是一起吃饭,这种共同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元素,在南方也是不存在的。其他文献对财产分配有更为寻常的观察,比如公元454年南方的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在7/10的精英家庭、5/8的普通家庭,父亲和儿子要分配财产,这些家庭甚至不会救助那些已经饥寒交迫的亲戚。

  北方政权的崩溃,削弱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基础,国家可以将荒废的土地定为“军事殖民地”,任何有能力去开垦荒山(从汉开始就正式属于国有土地)或者重垦荒地的人成为这些土地的法定拥有者。所以,守卫要塞的军事力量成为这些土地的法定所有者,实际上这意味着当地主要的世家大族拥有这些土地,所有农民的土地也是掌握在他们手上。因此这些农民的身份与佃户或农奴是相同的。武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从属关系,在汉末就已经遍布广大农村,但是在北方尤为突出。

  鉴于他们在当地防御中所扮演的角色,北方的大家族和乡村社会比南方更为军事化。这在6世纪中叶两次巨大的王朝灾难时期的军事活动中可以显示出来,即侯景之乱(548—557)后爆发的内战和北方的六镇起义(523—534)。在六镇起义中,很多有权势的门阀大族领导军事武装力量保护当地居民,有时和朝廷联盟,有时又和叛乱者联盟。而南方的大族却没有在平定侯景之乱及之后的内战中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相反,地方军事力量却转移到了“新人”的手中,他们私募军力,再转手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北方家族的凝聚力经常使他们拒绝为朝廷效力。当地一位富豪临死之际遗命子侄云:“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为无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归食矣。”宋隐告诫子侄要忠于家族和村落,不要到朝廷做官,并把前者看作是父子关系的基础。

  只有少数北方家族有为国效劳的传统,但是4世纪早期西晋灭亡到5世纪中期北魏重新统一北方,这些大家族也很少做官,而是投身于当地发展,博陵崔氏家族即为其例。虽然自汉朝起这些家族就开始为国家服务,但整个4世纪,家里没有一个成员出仕,只是专注于保护自己、乡党和依附于他们的人,以此来保持家族原有的名望和地方势力。他们积累土地,与主要的乡党联姻——尤其是赵郡的李氏——以此来支撑他们的社群。历史与石刻记载表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博陵附近活动。大约475年,一个单户人家里有10到20位成年男子,人口总数很可能超过30人。有一次,当两个成年儿子死去后,家里的主人是他们某一位的寡妇李氏,“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库,四时分赍,李自裁之”。许多崔氏远亲,包括李氏家人在重大节庆日时会汇聚于此。崔氏会向远亲寻求物质上的帮助。由于这个混乱时期没有学校,崔氏就依靠彼此对子孙进行教育。

南朝与北朝的家庭结构区别

  公元431年,北魏朝廷试图招募崔氏和其他大族的成员,但是没有成功。只有在北魏于公元493年迁都到洛阳并实行了汉化政策后,崔氏家族成员才开始离开本家,在朝中任职,先是武将,后为文官。公元523年六镇起义时,他们又去做武将,但是崔家不同的分支选择与不同的政治派系结盟。因此,在为北魏服务的几十年里,崔氏不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家族,在很多情况下,对朝廷的忠诚取代了对家族的忠诚。北魏分裂为战火不断的东魏和西魏,更加速了这一趋势。家族中的几个分支定居在西魏都城长安,切断了与家族其他成员的有形联系。家族成员必须在地方性职务和为朝廷效力之间做出选择,选择朝廷的人,还必须在危险的要职和安全的卑职之间再一次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是,6世纪晚期,崔氏家族失去了他们在地方的影响,所有在政治上活跃的人都离开了本家,本家也不再是家族的核心或者战乱时期的避难所。

  其他东北的大族放弃了他们的本家并分散到各处。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吸引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的是在新都城复国的“拉力”。而“推力”则是公元485年均田制的首次实施。这使农民可以不通过大家族的资助就获得土地,大族因此失去了在当地社会的统治地位。此外,隋朝鼓励地方官员限制门阀,废除九品官人法,消除了地方可任免的一些官职。这些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北方大族对当地的影响,以防他们在当地不出门户就能做官。

  因此,所有唐代史料中有记载的崔氏,都是那些放弃地方势力在朝中为官的崔氏的后代,其他的家族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就这样,北方大族通过组织共同体,把宗族和亲属联系起来,捍卫其在地方的势力,还把那些有机会做官的人写进家谱,而组成独有的世系关系。许多家族成员不再居住在一起,也不再相互帮助。任何几代人里没有做官的家族分支,都会逐渐从在乎官职的家族宗谱里消失。由于对朝廷和官僚机构越来越重视,北方大族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渐渐与南方人融合,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更愿意在朝中做官,而不是回到地方本家,甚至不惜牺牲家族关系,以换取官职。

  虽然南北主要大族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开始融合,直到唐代他们之间的区别依然很明显。8世纪中期关于家族和宗谱的作品中,唐人柳芳说过: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矣。

  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南北差异带来的持久影响:北方都有相对朴素和军事化的传统,南方却一直强调文化和个人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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