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城市经济状况

  除了新的文化空间的发展,城市在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南北朝时期也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北方的城市和贸易开始衰落,而南方则出现了充满活力的城市商业网络。这个网络是建立在沿江贸易、沿海和海洋商业,以及未开发腹地对外开放的基础之上的。

  北方城市有限的数据表明,持续的战争、极度欠缺的安全感以及不稳定的政府,导致贸易整体衰落,货币使用量急剧下降,城市人口在数量与多样性上也相应下降。尽管阶段性的统一使商业有了零星的复苏,特别是与中亚的长途贸易得以继续,但这样的发展阶段很短暂。大部分的政权都会建立自己的都城,但在短期内就会另选都城或者对其进行翻新重建。为了向都城供应粮食,俘虏们被强制性地安置在附近。这些人中有汉人,他们通常从事农业,还有游牧民族,他们则负责饲养业。

  国家的财政基础是土地。国家攫取或者没收土地后,再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服从自己的子民。这种实践效仿了三国时代的曹魏与孙吴建立内部“军事殖民地”的方式,也成为汉宋两朝间中国社会决定性的特征。然而,对国有土地的依赖并不能说明北朝力量强大,其政府管理范围广泛,相反,它说明了政府权力的衰弱与缩减。因为无法将人口编户,也无法在政治上动员精英,国家只能扮演领导一大群小地主的大地主角色。4世纪时,北朝国家的管理范围似乎只限于都城及其外围郊区,乡村地区都被联合起来的武装地主所控制。北魏在管理地方时对卫戍地的依赖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些要塞相当于地方层面上都城的复制品。南方的情况与之类似,亲王们的军队控制着地方,朝廷的主要功能就是以薪水的形式对地方家族进行财政支持。

  文献记载最翔实的北方城市经济发展状况是拓跋的都城平城和洛阳。平城于398年正式被定为都城,当时拓跋珪强制性地将50万人口重置于城市及其近郊,其中包括大量的工匠。同年,他开始修建一座宏大的佛寺,其中包括一座五层宝塔、说法大殿、禅堂和僧侣们的居所。来自南方的访问者留下的记录中提到,整座城市为这座巨大的宫殿所统治,奴隶们在工场作坊中生产政府所需物资,包括服装、酒、金属制品、木制品和陶器,附庸也要替统治者放牧,宫殿发挥了粮仓与武库的功用。居住区住着大量的家奴、管事、禁卫和生活在宫殿与寺庙的食客。商人也依附在朝廷之下。在迁到洛阳之前,政府似乎没有发行过任何货币。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是困难的,这个地区一再出现的旱灾也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土地大量荒废和食物短缺是迁都洛阳的两个原因。

  尽管洛阳的经济更加多样化,但它仍然是朝廷及其所属寺庙所创造出来的人造产物。这座城市中大都是来自平城的移民(大约有50万),有很多小的人口中心。其城墙、街道和一个个的街坊都是根据朝廷的要求修建的。内城主要包括宫殿、官衙和寺庙,城市的剩余部分则被划分成由围墙隔开的几个区。东区为最主要的居民区,有一个小的市场来满足消费需求,北区多空地,主要为军事训练提供场地,商业和工业集中在南区和西区。

  在城市的南部,洛水与伊水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外国人社区。有四座驿馆为外来的访问者及从“四方”来的新移民提供服务,还有四个街区里住着来华永久居民,人数在4万到5万之间。这些社区住的大部分都是商人,所以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市场,被称作“四方市场”或“永桥市场”。作为贡品送来的珍稀动物也能在这里看到。只有南方来的流亡贵族以及杰出的佛教僧侣才能获得帝王的另眼相看,从洛水北上进入城市。

  西区主要是皇亲国戚的宅邸,以及他们出资修建的大量寺庙。大市场被设立于此,同时也是主要的商业区域。该区的许多街区被屠夫或手艺人等商户买下,还有一些预留给了乐手和歌伎。两个街区是酿酒人的,两个是棺材铺和殡仪丧葬者的。除了奢侈品和异国商品的买卖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其他的经济活动的利润水平较低,主要是卖一些生活用品和一些基本服务。直到485年国家才发行钱币,发行后又很快贬值,所以货币数量相对稀少。

  如同其他的北方都城,北魏统治下的洛阳似乎仍然由其近郊供应粮食,人口也主要是各地重置来的移民。大多数主要寺庙由被指定的、安置在都城周围的战俘家庭所供养,帝国政府很有可能也是依赖同样的模式。许多显贵都是依靠奴隶来耕作土地。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语:“欲知农事问男奴,欲晓纺纱问女奴。”这一时期有一本重要的农业著作,即《齐民要术》,其中提到了奴隶和雇农,有时还会用奴隶来进行价值衡量。官员和将军被封赏时会被赐予土地和佃农,各地驻军同样依靠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过活。这表明都城和政府整体上仍然依靠佃农和附庸来耕作国有土地,并把税收当作间接的收入来源。

  南方的经济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战争没有那么频繁,又有水量丰沛的河流,南朝时期城市与区域间的贸易非常繁荣。《隋书》里也提到建康许多平民都是商人和买卖人。由于城市没有被划分为坊市,各处都兴起了市场,通常就在寺庙旁边。城市商人从会稽和太湖等邻近地区批发来商品,那里的世家大族出产了充足的粮食和水果,还会从山上砍伐足够的木材。他们接受经长江运送来的货物,也会在沿海地区进行贸易交往。和帝制中国早期的城市一样,建康也有一个地下世界,充斥着各种赌徒、盗贼、小偷和流氓恶棍,官员和皇家子弟与这些罪犯沆瀣一气的现象十分常见。

  建康充当的最主要角色就是一个贸易中心。因为大宗商品能通过这里的河流体系进行有效的运输,所以庄园能将超产的农产品运到建康出售,或者用船将之运到其他的城市。在有些地区,稻米已经能够一年产两季,但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水果、蔬菜和木材。产自湖泊或海洋的鱼被晒干后被船运至远方。大规模的手工制品,如陶器、漆器、铜镜、纺织品和纸张也都也展开了繁荣的贸易。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砖瓷窑数量激增,陶器也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出售。铜镜是主要的出口货物,有一些甚至运到了遥远的日本。但是随着佛教越来越重要,铜被更多地用来建造雕像。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外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南方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以上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结果是,南方重新货币化。刘宋王朝最初发行了大量价值稳定的货币,但宋、齐之间的内讧使货币贬值,全境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南梁的开国皇帝试图重新恢复货币派生能力,到523年时,他甚至给全部的官员都发放货币薪水。后期文献显示,在这一时期,除了广州和交州的一些港口,南方大多数城市化了的地区都在使用钱币,这些地方使用在海外贸易中积累下来的金、银进行交易。

  货币经济的繁荣,对于那些将财富与乡间庄园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来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要想在都城崭露头角或者在社交界占据一席之地,都需要有大量的货币来购买奢侈品。在这一时期,向佛教寺庙捐赠香火也是互相之间进行的竞争,同样也需要货币。在相对和平时期,粮食高产就意味着价格降低,要想筹集资金就必须卖掉土地,或者去远离都城的地方出任官职。在内地的穷乡僻壤任职,尽管可以通过收受贿赂或接受赠礼的方式来积攒财富,但这和被流放也没什么区别。将土地资产货币化的尝试往往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寒门子弟通过贸易、参军和出任官职,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而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还常常获得免税的权利。他们因此可以占据有利的一方,以不利于卖方的条款买下土地。如同汉朝的那些农庄主,世家大族逐渐抛售他们的庄园,直到彻底破产。为了生存,包括皇室在内的许多大族也参与到贸易、高利贷或者当铺的运作中去。尽管日趋繁荣的城市经济使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是它也摧毁了那些上百年来控制着当地社会的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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