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半公共空间的佛寺

  尽管《洛阳伽蓝记》对园林进行了丰富翔实的记载,它的主题还是在讲寺庙。除了园林和修禅之处,寺庙中还包括和尚、尼姑的居所,以及装饰有雕塑与壁画的宗教大殿。在这里,僧侣和俗家弟子聆听说法或进行沉思。这样的寺庙在中国的每座城市都能找到,还有一些零星分布在乡村中。许多寺庙的大殿渐渐向公众开放,这也体现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重大创新。

  北魏重建的都城洛阳,其城市结构在汉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变,包括有长方形的城市布局,有城墙,在城北或城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宫殿区,有网格状的街道以及不同的区划。(地图10)城市分成两部分,包括仅限官员活动的政治区域和由政府管理的市场与居民区。新都与旧都很大的不同在于新都有大量的佛寺。有一些对公众开放,老百姓们蜂拥而至,目睹大师说法与奇迹的发生,并参加相对自由的一些集会。此外,还会在寺庙举办许多大型的节日庆典,各类人群都融合在一起。与佛寺有关的俗家弟子成立的一些小团体表明了新的自发结社形式的出现。在帝制中国晚期,行会、茶馆和戏园子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但寺庙是最早出现的联结政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半公共空间。

作为半公共空间的佛寺

  佛教建筑在中国逐渐发展。据史料记载,汉末时洛阳只有一座寺庙,到了3世纪末,也只有三座。但是到316年的时候,已经多达42座。西晋覆灭之后,曾为石勒征战做军事顾问的和尚佛图澄表示,在他的旅行途中,他所见到或建立的寺庙多达893座。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佛像或佛教壁画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并且,向公众开放并允许其对佛像进行跪拜的寺庙还是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还很少有从远处便能看到的大尊佛像,另一方面是因为直到360年之后,在道安及其徒弟慧远的努力之下,佛像崇拜才算真正兴起。这一时期北方的史料中没有记载任何令人叹为观止的佛像。与之相反,很多文献提到南方有大量的信众崇拜佛像。直到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攻占凉州(今敦煌),才有大量的佛像和雕塑家来到中国北方,对大尊佛像的崇拜才开始盛行起来。

  最主要的标志是公元460年后马上开始进行的云冈石窟的雕刻。作为留存下来的最早出现的石窟雕塑之一,云冈石窟的雕塑在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地位。然而,它们与都城相隔甚远。佛教艺术和建筑一直没有走进城市生活,直到多层宝塔出现。今天我们对中国形成的印象中,其形象占据了很大的一个部分。这种建筑形式受到《法华经》中所讲的一座高达七层、嵌满珠宝的宝塔所启发。直到5世纪早期鸠摩罗什将其翻译过来后,《法华经》才刚为人所知。很快,中亚的工匠在北魏早期的都城平城(山西北部)建成了一座佛塔。云冈对这一故事有很多早期的记载。

  平城及其附近的早期佛塔,如同南方更早时期建造的佛塔,通常有三层楼那么高,用石头建成,但文献中也曾提到有过一座五层高的佛塔。征战南方时俘获的工匠提供了更好的建筑方法,使得平城能够建起更为坚固的佛教建筑,首个例子是建于467年的第一座永宁寺。该塔包括三个大殿和一座七层楼高的宝塔,是中国那个时候最高的建筑,远高出早先的佛塔和皇宫。佛塔所扮演的是和战国时期的高台一样的角色,皇家的威严和权势不言自明。

  平城最初只是中国边界上的一个“帐篷城”,即便精巧的皇宫在这里建成,它依然远离商路,也不是重要的朝圣中心。只有当493年北魏将它的都城迁到洛阳以后,佛教寺庙才成为城市布局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既是一般信众虔诚跪拜的对象,也是精英身份的一种象征。按照《魏书》中怀有敌意的叙述,北魏都城1/3的区域都被佛教寺庙所占据,这座都城城墙之内的面积和汉朝的都城差不多,但同时还包括了周边的一些郊区。杨衒之说,城中共有1367座寺庙。他的著作描述了55座寺庙,都是那些最大和最宏伟壮观的。他的叙述让我们对中国这座最早的佛都有了一些概念。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

  菩提达摩是禅宗的创始人,据称其曾言,洛阳最大的永宁寺塔,其水平甚至在佛祖家乡所有寺庙之上。

  这也点出了北魏都城佛教最重要的特征。首先,杨衒之所描述的所有寺庙几乎都是由俗家信徒修葺的。在他所记录的55座寺庙中,34座由统治阶层的精英所赞助——其中20座由皇室成员、8座由官员、6座由宦官出资,只有一座是在僧侣的主持下建造的。这与传说中佛图澄4世纪时就修建了800多座寺庙形成鲜明的对比。据史料记载,还有数十座佛寺由富裕的平民出资修建,旨在效仿高官显贵的行为。因此,修建佛寺或将私人公馆转换为信仰之所,成为增加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重要手段。

  世俗信徒开始信佛时,主要寻找那些欢迎俗家弟子又甚少听僧侣说教的形式,因此其主要目标就是寺庙和佛像跪拜。5、6世纪时,无论是在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世俗信众都是重点,这标志了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仅有少数尼姑庵只向有特权的客人开放,这主要也是出于对女性的一种照顾,而非对身份进行高下划分。洛阳其他的寺庙都有公开的大殿,以供普通人在这里聚集,并向佛像供奉香火。因此,尽管这些寺庙是由富人所建,它们的资助人包括大量的底层老百姓,每天虔诚地聚集在寺庙中礼拜或者交谈。尽管洛阳与早期的都城一样,对居民区有着严格的划分,并控制公众集会,但寺庙是按照佛教的教义向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开放,允许华人与“蛮夷”、男人与女人、富人与穷人、僧侣与俗家弟子相交。事实上,寺庙越大,它们就面对越大的压力,要向公众开放。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也竞相建造佛像、资助庆典,以恩惠普通民众,通过这些暗中的较量向公众展现他们的慷慨大方。

  由于拜佛成为俗家弟子信佛的标准形式,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出现了一些“奇迹故事”——通常从印度的原型人物中发掘——比如流汗、哭泣或下地行走的雕塑,因为形状不同寻常而怀有法力的树木等。杨衒之记录了那些由大量人群在寺庙中见证了的奇迹,如下文中所叙述的平等寺故事,平等寺也因其壮丽的山景和枝繁叶茂的大树而闻名:

  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之。

  还有一些故事讲述了雕像在被偷盗时如何呼唤帮助,藏在土地中的雕像如何发出神奇的光芒来显示它们的存在,并暗示此处应修建寺庙,甚至还讲了一个雕塑杀死小孩的故事,因为小孩的父亲没能兑现在佛像身上镶满金子的诺言。类似的佛像显灵的故事在南方也很普遍,它们都有类似的品质:不凡的来历、讲话或者哭泣的能力和对未来进行预言的强大力量。

  寺庙同样是进行日常节日庆典与公开演出的中心场所,各族人民、各色人等在这里汇聚一堂:

  (长秋寺)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在景明寺举办的对佛生日的庆祝更为壮观。景明寺有座七层宝塔,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园林。都城有超过1000座佛像,全部都被聚集起来,然后运到皇宫前,皇帝在那里向它们撒下鲜花。道路旁边挤满了虔诚的信徒与僧侣。他们拿着花,听着印度音乐,目睹着上文所描述的这些表演。

  最大的寺庙,也是和政权连接最为紧密的佛教建筑,就是第二座永宁寺。这座伟大的寺庙建于北魏灵太后摄政后的516年。寺庙围着围墙,墙上开了四扇门,通向一个更大的庭院,包括两座塔、一座有着镶嵌很多珠宝的雕像的大殿、一个讲堂、一座藏经阁,还有几排多层僧舍,以供本寺僧众及来访的权贵们居住。然而,最夺人眼球的还是那座九层高的佛塔,据说高达900尺。(图14)顶上还有一个金色的刹,又高出100尺来,都城内离此很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金刹之上还有一个承露金盘,用以接露水。

  另外,高塔每一层的四角都有一个巨大的金铎。“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作者也提到,从外国带来的佛经与佛像也都保存在这座寺庙中。因为佛经和佛像是最高级的贡品,贡品对帝国皇权来讲又至关重要,所以这座寺庙很显然成为中心,即便不是绝对的权力中心,也是彰显皇家权威之处。有一则传奇故事讲到,皇太后与她的儿子登上最高点,凝视着皇宫,“视宫中如掌内”,都城看上去“临京师若家庭”。因此,这座凌驾皇宫之上的佛塔,最大程度体现了皇家的权势。

  佛教建筑在中国逐渐发展。据史料记载,汉末时洛阳只有一座寺庙,到了3世纪末,也只有三座。但是到316年的时候,已经多达42座。西晋覆灭之后,曾为石勒征战做军事顾问的和尚佛图澄表示,在他的旅行途中,他所见到或建立的寺庙多达893座。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佛像或佛教壁画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并且,向公众开放并允许其对佛像进行跪拜的寺庙还是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还很少有从远处便能看到的大尊佛像,另一方面是因为直到360年之后,在道安及其徒弟慧远的努力之下,佛像崇拜才算真正兴起。这一时期北方的史料中没有记载任何令人叹为观止的佛像。与之相反,很多文献提到南方有大量的信众崇拜佛像。直到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攻占凉州(今敦煌),才有大量的佛像和雕塑家来到中国北方,对大尊佛像的崇拜才开始盛行起来。

  最主要的标志是公元460年后马上开始进行的云冈石窟的雕刻。作为留存下来的最早出现的石窟雕塑之一,云冈石窟的雕塑在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地位。然而,它们与都城相隔甚远。佛教艺术和建筑一直没有走进城市生活,直到多层宝塔出现。今天我们对中国形成的印象中,其形象占据了很大的一个部分。这种建筑形式受到《法华经》中所讲的一座高达七层、嵌满珠宝的宝塔所启发。直到5世纪早期鸠摩罗什将其翻译过来后,《法华经》才刚为人所知。很快,中亚的工匠在北魏早期的都城平城(山西北部)建成了一座佛塔。云冈对这一故事有很多早期的记载。

  平城及其附近的早期佛塔,如同南方更早时期建造的佛塔,通常有三层楼那么高,用石头建成,但文献中也曾提到有过一座五层高的佛塔。征战南方时俘获的工匠提供了更好的建筑方法,使得平城能够建起更为坚固的佛教建筑,首个例子是建于467年的第一座永宁寺。该塔包括三个大殿和一座七层楼高的宝塔,是中国那个时候最高的建筑,远高出早先的佛塔和皇宫。佛塔所扮演的是和战国时期的高台一样的角色,皇家的威严和权势不言自明。

  平城最初只是中国边界上的一个“帐篷城”,即便精巧的皇宫在这里建成,它依然远离商路,也不是重要的朝圣中心。只有当493年北魏将它的都城迁到洛阳以后,佛教寺庙才成为城市布局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既是一般信众虔诚跪拜的对象,也是精英身份的一种象征。按照《魏书》中怀有敌意的叙述,北魏都城1/3的区域都被佛教寺庙所占据,这座都城城墙之内的面积和汉朝的都城差不多,但同时还包括了周边的一些郊区。杨衒之说,城中共有1367座寺庙。他的著作描述了55座寺庙,都是那些最大和最宏伟壮观的。他的叙述让我们对中国这座最早的佛都有了一些概念。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

  菩提达摩是禅宗的创始人,据称其曾言,洛阳最大的永宁寺塔,其水平甚至在佛祖家乡所有寺庙之上。

  这也点出了北魏都城佛教最重要的特征。首先,杨衒之所描述的所有寺庙几乎都是由俗家信徒修葺的。在他所记录的55座寺庙中,34座由统治阶层的精英所赞助——其中20座由皇室成员、8座由官员、6座由宦官出资,只有一座是在僧侣的主持下建造的。这与传说中佛图澄4世纪时就修建了800多座寺庙形成鲜明的对比。据史料记载,还有数十座佛寺由富裕的平民出资修建,旨在效仿高官显贵的行为。因此,修建佛寺或将私人公馆转换为信仰之所,成为增加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重要手段。

  世俗信徒开始信佛时,主要寻找那些欢迎俗家弟子又甚少听僧侣说教的形式,因此其主要目标就是寺庙和佛像跪拜。5、6世纪时,无论是在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世俗信众都是重点,这标志了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仅有少数尼姑庵只向有特权的客人开放,这主要也是出于对女性的一种照顾,而非对身份进行高下划分。洛阳其他的寺庙都有公开的大殿,以供普通人在这里聚集,并向佛像供奉香火。因此,尽管这些寺庙是由富人所建,它们的资助人包括大量的底层老百姓,每天虔诚地聚集在寺庙中礼拜或者交谈。尽管洛阳与早期的都城一样,对居民区有着严格的划分,并控制公众集会,但寺庙是按照佛教的教义向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开放,允许华人与“蛮夷”、男人与女人、富人与穷人、僧侣与俗家弟子相交。事实上,寺庙越大,它们就面对越大的压力,要向公众开放。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也竞相建造佛像、资助庆典,以恩惠普通民众,通过这些暗中的较量向公众展现他们的慷慨大方。

  由于拜佛成为俗家弟子信佛的标准形式,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出现了一些“奇迹故事”——通常从印度的原型人物中发掘——比如流汗、哭泣或下地行走的雕塑,因为形状不同寻常而怀有法力的树木等。杨衒之记录了那些由大量人群在寺庙中见证了的奇迹,如下文中所叙述的平等寺故事,平等寺也因其壮丽的山景和枝繁叶茂的大树而闻名:

  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之。

  还有一些故事讲述了雕像在被偷盗时如何呼唤帮助,藏在土地中的雕像如何发出神奇的光芒来显示它们的存在,并暗示此处应修建寺庙,甚至还讲了一个雕塑杀死小孩的故事,因为小孩的父亲没能兑现在佛像身上镶满金子的诺言。类似的佛像显灵的故事在南方也很普遍,它们都有类似的品质:不凡的来历、讲话或者哭泣的能力和对未来进行预言的强大力量。

  寺庙同样是进行日常节日庆典与公开演出的中心场所,各族人民、各色人等在这里汇聚一堂:

  (长秋寺)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在景明寺举办的对佛生日的庆祝更为壮观。景明寺有座七层宝塔,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园林。都城有超过1000座佛像,全部都被聚集起来,然后运到皇宫前,皇帝在那里向它们撒下鲜花。道路旁边挤满了虔诚的信徒与僧侣。他们拿着花,听着印度音乐,目睹着上文所描述的这些表演。

  最大的寺庙,也是和政权连接最为紧密的佛教建筑,就是第二座永宁寺。这座伟大的寺庙建于北魏灵太后摄政后的516年。寺庙围着围墙,墙上开了四扇门,通向一个更大的庭院,包括两座塔、一座有着镶嵌很多珠宝的雕像的大殿、一个讲堂、一座藏经阁,还有几排多层僧舍,以供本寺僧众及来访的权贵们居住。然而,最夺人眼球的还是那座九层高的佛塔,据说高达900尺。顶上还有一个金色的刹,又高出100尺来,都城内离此很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金刹之上还有一个承露金盘,用以接露水。

  另外,高塔每一层的四角都有一个巨大的金铎。“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作者也提到,从外国带来的佛经与佛像也都保存在这座寺庙中。因为佛经和佛像是最高级的贡品,贡品对帝国皇权来讲又至关重要,所以这座寺庙很显然成为中心,即便不是绝对的权力中心,也是彰显皇家权威之处。有一则传奇故事讲到,皇太后与她的儿子登上最高点,凝视着皇宫,“视宫中如掌内”,都城看上去“临京师若家庭”。因此,这座凌驾皇宫之上的佛塔,最大程度体现了皇家的权势。

  528年,尔朱荣占领了都城,驻扎在永宁寺。同样的,当元颢召集起保皇派的时候,也把大本营设在这里。530年,在被处死之前,年轻的傀儡皇帝孝庄帝也是被囚禁于此。534年,这座寺庙毁于一场大火,同年,洛阳失守。在最后的顿悟时刻,达摩祖师能够挽救这个王朝,来自山东的旅者们说他们曾“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过了一会儿,它就消失在迷雾中。

  尽管《洛阳伽蓝记》展现了佛寺的大殿、园林和宝塔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城市景观的面貌,以及佛教节日是如何改变了纪年方式,但它并没有讲宗教对其信徒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我们只能从云冈和龙门的佛教碑刻,以及其他独立存在的石碑上获得一星半点儿的了解,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向皇室和国家致敬,接着会祈祷已故的家族成员能够顺利往生,活着的人能够平安。除了记载洛阳的奇闻怪事,还有许多关于天谴和受启发而皈依的故事,这些石刻为我们提供了仅存于世的描述6世纪时城市佛教信众精神世界的文字资料。

  由于南方没有像《洛阳伽蓝记》这样的文本,我们无法重塑建康及长江流域其他城市中所发生的佛教信仰转化的趋势。但有一些关于单个寺庙的记载,通常还会讲一两则逸事,体现出寺庙在精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世说新语》中提到,当时精英会前往会稽的寺庙,去端详神圣的佛像,参与辩论,或参加礼拜。另一件逸事发生在豫章郡,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在佛生日那天,有一位当地官员和众多僧侣进行了交流与对谈。

  关于南方大量的佛寺及其在公众聚会时所扮演的角色,有数量庞大的文献可供探究。和讲洛阳的文章一样,故事内容也主要是大家如何目睹了显示神迹的佛像。这表明皇族和世家大族都在都城及会稽建了许多大寺庙。《梁书》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讲述成千上万的人如何汇聚一堂,来景仰会发光的佛像,并向寺庙捐献了巨额的金银以保存这些圣物。还有其他显灵佛像的例子,如《高僧传》(慧皎著,497—554)中所记述的:“众共抽舍,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彻照堂殿,像后又自行至万山,举邑皆往瞻礼,迁以还寺,安既大愿果成。”6世纪上半叶,建康据称有700多座寺庙,而在梁朝境内共有2816座寺庙。这表明南方城市和有更多文献资料的同时期北方城市的情况差不多。

  最后一个显示佛教信仰在南方城市兴起的证据,是梁武帝为了恢复皇家权势并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佛僧之上,选择通过宣誓与召集信众集会来成为一位菩萨。梁武帝会不定期在都城的佛寺中召开普世聚会或者向所有人开放的集会,内容包括说法、忏悔、仪式性的宴会以及誓言。参与的集会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僧侣、官员以及平民。座席的次序取决于参与者首次发誓的日期。就这样,菩萨宣誓这种本来独一无二的大事被一次又一次地翻新,都城每个社会阶级的人们都来参加大型的宣誓集会。尽管参与这些集会的总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无疑普通人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能亲眼见到皇帝,而皇帝通常隐于宫墙之后。这再一次表明,佛寺所提供的新的中介空间是如何对中国疆域的空间关系进行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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