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城市景观、别墅和园林

  南方都城建康把半公共领域的兴起当作展现文化力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背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市园林与乡村庄园。这些自然景观的人造复制品,将新近被赋予重大意义的山林景观移入城市,反过来,也将文明的范畴延展到山峦之间。由于这些空间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家大族所拥有,它们也提供了新的展示场所。园林与附近的庄园成为都会中地位的象征,就像在汉代社会中,塔楼、院墙与宅邸等从空间上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级一样。重要的是,诗赋就是在这些场所被创作出来并进行交流的。随着诗歌与清谈逐渐成为精英的标志,园林与庄园也从地理上给权力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南方园林与别墅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北方移民开始面对长江中下游流域不同的植被及地形。这里降水充足,地貌多山,与北方平原有着极大的不同。北方平原大多数地区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许多南方的山林还未被开发,有着特色鲜明的植被。逃难者一路向南,黄河流域散布的温带森林——包括常绿树与落叶树——让位于长江河谷一带的亚热带阔叶常绿植被。随着世家大族不断砍伐树木建造城市、清理土地建造府邸,南方低地的森林也逐渐消失。然而在353年创作的《兰亭集》中,《兰亭集序》及其他诗歌依旧将山区描绘为绿树覆盖、本土植被繁盛的地方。这些被植被覆盖的群山——一个充满各种动物与精灵的异世界——为别墅和园林提供了模型,这三者联结起来,对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地貌下了一个定义。它们取代狩猎场和帝都,成为中国文化地貌新的重心。这种空间上的权力转换将田园风光带入城市——在现实中及在文学作品里——使得对本地地貌的了解成为获取精英地位和权力的先决条件。

  自先汉时期以来,山岳被看作对世俗世界的否定,既是野蛮的,也是神性自由的领域。南方的隐士中,最能在文化上同时体现山野生活这两个特点的当属郭文(卒于334年),他穿着从动物尸体上剥下来的兽皮,还驯服了一只老虎使之成为自己的同伴,只吃他自己耕作的庄稼或从树林中采摘的野果。为了论证隐居的不智,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避开文明与人类同伴,郭文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但他在生前就被赞颂,之后也成为道教所尊崇的先贤。

  尽管如此,郭文还是接受了当朝宰相王导的邀请,入住王氏在建康新建的西园中。这儿的果木、怪石、鸟兽麋鹿都人为地再现了郭文在山野中的居所。这是最早在都城建成的大园林之一——郊野庄园在城市的等价物,和郊外别墅一样,它也是按南方的山林景观建造而成。郭文在前来围观他的朝士面前旁若无人。在都城居住的七年里,他从未离开过西园。尽管居住在城市中,他仍然是个隐士。他最后尝试逃归山野,却被抓了回来,他下定决心要速死,并准确预测了自己的具体死期。

  南方一种不那么激进的归隐方式是居住在山区,但住在舒适的宅邸里。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385—433)就是这么做的。谢灵运在山中的归隐成为他《山居赋》的主题。但是他在序言中就讲得很清楚,人类在自然中有好几种栖居的方式:“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旁。”谢灵运所分的第一种类型与早期远离政治的隐退或郭文那种归隐的方式相对应;第二种类型指的是谢灵运自己这种归隐,并在赋中一再被赞颂;第三种是归隐至乡野庄园;第四种则是退居至城中园林。这篇序将这首赋与早期那些描写京都、皇宫、城楼和游猎的赋区分开来。因此,他将自己所居住的世界当作与传统都城生活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在历数了环绕他居所的山川河流后,谢灵运描述了他实际的宅院,包括一座花园、一处果园和一片竹林。他阐释了自己是如何将宅院与周围群山融为一体,他的手下是如何充分利用山中资源的。尽管他坚持从世俗社会中隐退,但他也讨论了他的居所如何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场所,一些佛教僧侣和少数道教炼丹术士来这里进行学习与著述。这些活动是与界定精英的诗歌文化相对应的宗教文化。因此,尽管对山庄、乡间别墅和城中带园林的府邸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在实际生活和在著作中,谢灵运还是像同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将各类不同的“自然”环境合并在了一起。

  南方世家大族的别墅建在建康城东南方,大约是在太湖一带。后来与晋朝廷一起南迁的北方移民,则将他们的别墅建在会稽郡以东。这些乡间别墅不仅为文学活动提供场所,同时也成为诗歌与山水风景画的主题,这一点在顾恺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关乡间别墅最早的文化作品出自东汉末年,最著名的就是仲长统笔下所描绘的理想化的庄园。他所描绘的宅院为群山及水流环绕,有果园、竹林、花园以及打谷场,谢灵运引用其文,称之为山居的经典范式。到3世纪的时候,大庄园已经成为精英开展文学与社会活动的固定场所了。

  对乡间别墅最为清晰的描述是一系列诗歌的序言,其中描写了石崇建在距他所统治的州郡数里以外的庄园。在为返京友人举行的送别会上,石崇大办筵席,还组织了音乐表演和赋诗赛。这些诗歌得以结集成册,其序言描述了庄园和它的社会功用:

  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这首序诗和此诗歌集为著名的《兰亭集》提供了新的创作模式,《兰亭集》作于公元353年,并因王羲之的书法而不朽。

  南方都城建康把半公共领域的兴起当作展现文化力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背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市园林与乡村庄园。这些自然景观的人造复制品,将新近被赋予重大意义的山林景观移入城市,反过来,也将文明的范畴延展到山峦之间。由于这些空间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家大族所拥有,它们也提供了新的展示场所。园林与附近的庄园成为都会中地位的象征,就像在汉代社会中,塔楼、院墙与宅邸等从空间上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级一样。重要的是,诗赋就是在这些场所被创作出来并进行交流的。随着诗歌与清谈逐渐成为精英的标志,园林与庄园也从地理上给权力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南方园林与别墅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北方移民开始面对长江中下游流域不同的植被及地形。这里降水充足,地貌多山,与北方平原有着极大的不同。北方平原大多数地区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许多南方的山林还未被开发,有着特色鲜明的植被。逃难者一路向南,黄河流域散布的温带森林——包括常绿树与落叶树——让位于长江河谷一带的亚热带阔叶常绿植被。随着世家大族不断砍伐树木建造城市、清理土地建造府邸,南方低地的森林也逐渐消失。然而在353年创作的《兰亭集》中,《兰亭集序》及其他诗歌依旧将山区描绘为绿树覆盖、本土植被繁盛的地方。这些被植被覆盖的群山——一个充满各种动物与精灵的异世界——为别墅和园林提供了模型,这三者联结起来,对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地貌下了一个定义。它们取代狩猎场和帝都,成为中国文化地貌新的重心。这种空间上的权力转换将田园风光带入城市——在现实中及在文学作品里——使得对本地地貌的了解成为获取精英地位和权力的先决条件。

  自先汉时期以来,山岳被看作对世俗世界的否定,既是野蛮的,也是神性自由的领域。南方的隐士中,最能在文化上同时体现山野生活这两个特点的当属郭文(卒于334年),他穿着从动物尸体上剥下来的兽皮,还驯服了一只老虎使之成为自己的同伴,只吃他自己耕作的庄稼或从树林中采摘的野果。为了论证隐居的不智,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避开文明与人类同伴,郭文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但他在生前就被赞颂,之后也成为道教所尊崇的先贤。

  尽管如此,郭文还是接受了当朝宰相王导的邀请,入住王氏在建康新建的西园中。这儿的果木、怪石、鸟兽麋鹿都人为地再现了郭文在山野中的居所。这是最早在都城建成的大园林之一——郊野庄园在城市的等价物,和郊外别墅一样,它也是按南方的山林景观建造而成。郭文在前来围观他的朝士面前旁若无人。在都城居住的七年里,他从未离开过西园。尽管居住在城市中,他仍然是个隐士。他最后尝试逃归山野,却被抓了回来,他下定决心要速死,并准确预测了自己的具体死期。

  南方一种不那么激进的归隐方式是居住在山区,但住在舒适的宅邸里。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385—433)就是这么做的。谢灵运在山中的归隐成为他《山居赋》的主题。但是他在序言中就讲得很清楚,人类在自然中有好几种栖居的方式:“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旁。”谢灵运所分的第一种类型与早期远离政治的隐退或郭文那种归隐的方式相对应;第二种类型指的是谢灵运自己这种归隐,并在赋中一再被赞颂;第三种是归隐至乡野庄园;第四种则是退居至城中园林。这篇序将这首赋与早期那些描写京都、皇宫、城楼和游猎的赋区分开来。因此,他将自己所居住的世界当作与传统都城生活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在历数了环绕他居所的山川河流后,谢灵运描述了他实际的宅院,包括一座花园、一处果园和一片竹林。他阐释了自己是如何将宅院与周围群山融为一体,他的手下是如何充分利用山中资源的。尽管他坚持从世俗社会中隐退,但他也讨论了他的居所如何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场所,一些佛教僧侣和少数道教炼丹术士来这里进行学习与著述。这些活动是与界定精英的诗歌文化相对应的宗教文化。因此,尽管对山庄、乡间别墅和城中带园林的府邸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在实际生活和在著作中,谢灵运还是像同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将各类不同的“自然”环境合并在了一起。

  南方世家大族的别墅建在建康城东南方,大约是在太湖一带。后来与晋朝廷一起南迁的北方移民,则将他们的别墅建在会稽郡以东。这些乡间别墅不仅为文学活动提供场所,同时也成为诗歌与山水风景画的主题,这一点在顾恺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关乡间别墅最早的文化作品出自东汉末年,最著名的就是仲长统笔下所描绘的理想化的庄园。他所描绘的宅院为群山及水流环绕,有果园、竹林、花园以及打谷场,谢灵运引用其文,称之为山居的经典范式。到3世纪的时候,大庄园已经成为精英开展文学与社会活动的固定场所了。

  对乡间别墅最为清晰的描述是一系列诗歌的序言,其中描写了石崇建在距他所统治的州郡数里以外的庄园。在为返京友人举行的送别会上,石崇大办筵席,还组织了音乐表演和赋诗赛。这些诗歌得以结集成册,其序言描述了庄园和它的社会功用:

  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这首序诗和此诗歌集为著名的《兰亭集》提供了新的创作模式,《兰亭集》作于公元353年,并因王羲之的书法而不朽。

  除了在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外,乡野中的庄园也帮助塑造一个人的政治生涯。胸怀壮志的文人经常要谢绝官职或干脆辞官,从而建立作为一名文人的声望,或者力求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这一点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的英雄谢安身上看出来,他在4世纪末时掌控着整个南方朝廷。谢安年轻时拒绝了所有的辟举,隐居在家族建于会稽山脚下的庄园中。他擅长清谈、作诗及书法,与王羲之、支遁等人结伴出游,形成了一个控制朝堂和会稽社交圈子的小集团。他同时又教育家族内有天赋的青年,并且访游本地的寺院。只有当他的弟弟死了以后,他才应朝廷的邀请出仕,并在383年击败苻坚的侵略军后,成为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权贵。这一时期出现很多类似的举动,导致许多人对虚伪的隐居者展开猛烈抨击。

南北朝时期城市景观、别墅和园林

  王导的西园只是京城建康及其近郊和附近山中别墅所建诸多园林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一座是位于建康城东北角的华林苑。从三国时代开始,这里就是皇家园林。

  数量众多的园林建在东田区,包括沈约及其同时代人韦黯的众多园林。《徐勉传》中讲述了徐勉如何用他人生中的二十年时间来修缮他的园林。建康城西北角鸡笼山的西坡上,萧子良创办了很有名气的诗社和政治团体。这里有一个精致的园林,据说里面的人造假山甚至超过了这一地区的天然山岳。

  这些园林与华林苑一起,用人造山景包围了皇宫两侧。

  园林在南方文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谢灵运、沈约、庾信的诗歌中遵循“园林评价”的美学和世界观标准,对其多有溢美之词。对园林的鉴赏在先驱文人的逸事中也有所体现:“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

  在故事中,王献之能为了看一眼园林就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充分表明在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对园林美学的痴迷。

  园林鉴赏的原则在不断发展变化,园林设计专家也随之开始崛起。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家张永,在446年受宋文帝之命,重建华林苑。另外一位画家蒋少游

  ,在493年和495年,重建了北魏的皇家园林。戴颙是位隐士、佛教俗家弟子,并且和他的父亲戴逵一样,也是一位画家和专门创造佛祖雕像的雕塑师。宋文帝也曾夸他对园林了如指掌。当戴颙死后,皇帝觉得十分惋惜,因为没能向戴颙展示尚未修葺完毕的华林苑。

  宋文帝也赞扬了与戴颙同时代的宗炳,他是《画山水序》的作者。宗炳是佛教僧人慧远的弟子。宗炳热爱山水,喜欢去庐山这样的地方远游。在其自传中,他提到决定成为隐士,并在衡山为自己修建了小屋,但是他生病了,所以只好返回江陵。他在房屋墙上画下自己曾见过的山川,并大声弹奏古琴,音乐如此响亮,以至他所画的山野都随着琴声表达出的风声而发出回响。

  园林不仅将城市与城郊转化为“山水”景观并为文学聚会提供了适宜的场所,还为诗歌提供了海量的意象。植物的意象——稀有花卉的名称及属性——在以赞美女性美为主要特色的宫廷诗歌中随处可见。这些诗歌得到了梁朝皇子萧纲和萧绎的支持。这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表明花园和闺房一样,都会带来隐秘的喜悦感。

  园林与山麓能够代表都城建康,部分是因为最初那里并没有城墙。早期的吴国君主和东晋皇帝觉得“龙盘虎踞”的地势就足以提供天然的屏障,后来搭建了竹栅栏来加强防御,但也更加强调了都城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公元332年竹栅栏扩建,外围种了一圈橘子树,直到480年才第一次建起了砖墙。建康并没有把都城与周围的乡村明确区分开来,而是将二者混溶。园林在都城中随处可见,周边的环境也使两者的界限更加模糊。鸡笼山的园林与华林苑都直接建在城墙边上,前面不远便是山丘,故而在园林里是看不到城市与自然风景之间的界线的。

  这种物理边界的缺乏在社交活动中也有所体现。文学聚会常组织远游,去城郊举行饮酒、创作书法作品与诗赋的宴会。在领袖人物从朝廷到郊区豪宅,到山丘园林,到山区别墅再回到朝廷的行动中也体现出这一点。在南朝,成为社会精英的一员,就意味着在城市与自然中不断来回——将都城的权势带入乡村,通过别墅、诗歌和画作等表现出来。同样,还要将自然带入城市,一方面创建园林,另一方面培养“隐于朝”的精神。

  尽管园林文化的某些方面有南方独具的特点,园林在北方的城市里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杨衒之于547年写就《洛阳伽蓝记》,描述了许多洛阳寺庙修建的园林。这些园林于493至534年间建成,当时魏孝文帝将都城迁到洛阳,随后洛阳又遭焚毁。其中一些园林由皇室成员修建而成,另一些是由富裕的平民出资建成,还有一些是由身份不明的佛教中人建成。有一些寺庙使用珍稀植物和假山来还原佛教所指西方极乐世界中花园的样子,正如敦煌石窟壁画上所展示的那样。

  杨衒之的著作描述了最美丽的园林,并引用了园林鉴赏的经典主题:“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正如这段短文所说的,一个园林不只是用作观赏的,它也可以从经济上收益,比如去采摘那些奇珍异果。园林重塑山野风光,通过巧妙架设窗户与看台来引导那些前来观光之人的视野与思绪。最后,它还能帮助人们静思,此处则是通过佛家冥想的形式。

  总之,《洛阳伽蓝记》中描述了20多个园林,也简单提及了其他园林。据说,住满皇亲国戚的万寿山上,不只是亲王们,他们的嫔妃、女儿和同族亲戚,也都竞相修建更精致的园林。司农张伦府中的园林最为显著:“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溪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如同南方修建公园的文人们,张伦也创作了诗赋来描绘他的园林。

  6世纪初,私人园林开始出现在洛阳地区的墓葬艺术中,以表现已婚夫妇一起分享快乐的场景。因此,北方的都城洛阳,与建康以及其他南方的主要城市一样,也是园林城市。作为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就意味着要经常造访这些经过城市重新演绎的山野风光和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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